Sunday, 17 September 2017

A gang of despicable HK university headmasters


一群卑賤的大學校長

森普 2017-09-17 [立場新聞]

915日,鑒於香港多間大學「民主牆」港獨標語及橫額引發廣泛爭議,十間大學校長發表聯署聲明,強調校方不支持港獨,跟有關學生全面劃清界線。這些大學分別是:城市大學、浸會大學、樹仁大學、嶺南大學、中文大學、教育大學、理工大學、科技大學、公開大學、香港大學。其聲明內容是:「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所有下列的大學,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更加鄭重要求學生會移除鼓吹港獨的宣傳品,否則校方將會主動移除。中大學生會不滿,晚上召開記者會,表達嚴正抗議,重申13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於910日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大學校園應為思想意見交流之所,民主牆也是容許學生暢所欲言的公開平台」,反對校方施壓及大興文字獄。

很顯然,這群大學校長集體發表「反港獨」聯署聲明,正是順從中共的指揮棒起舞,更是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評論文章的忠實執行者:「代表校方的校長們就必須站出來公開與『港獨』切割」,禁止港獨議題在大學校園內被討論、被宣揚、被傳播。他們立下了這紙投名狀,一定被中共讚賞和表揚,他們及其家人極可能財源滾滾來。《環球時報》和這群大學校長均異口同聲:「言論自由」不是「萬能」(按:試問誰說過它是萬能),「港獨」不是「言論自由」(按:試問講獨侵犯了誰的人權)。這群大學校長只差還沒有把《環球時報》以下文字講出來而已:「香港通過法律將『港獨』列為禁忌,跟德國將納粹列為禁忌有同樣的合理性」(按:其實把中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黨都視為邪惡勢力才具有同等合理性)。畢竟今天香港的大學,以及這群大學校長的人格表現,早已震撼寰宇。這群校長都是《環球時報》文章的忠實代言人及卑賤執行者。

再加上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那些學生把說話說得最盡、最刻薄,挑戰國家主權,不斷測試法律的底線,證明自己享有的自由,是很幼稚的做法」的「幼稚論」,以及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香港人絕不應該姑息港獨言論,這次要好好處理事件,否則慈母多敗兒,港獨思潮繼續發酵」的「敗兒論」,甚至大言不慚地主張「修改《刑事罪行條例》,懲罰展示涉及暴力或違法標語的人」,已經合奏出一曲刺耳的《香江紅》。

還記得中共的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去年曾經為港獨專門設定了所謂「兩條紅線」:一是不得進入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二是不得進入中小學。他當時說這樣已經非常寬容,不希望有人得寸進尺云云。然而,我根本從來都不相信。放眼今天局勢,真正得寸進尺的,正是中國共產黨。今天所謂「港獨言論進入大專院校」,根本不在他所說的「紅線」範圍之內,但是口誅筆伐的,又是中國共產黨。如今整個香港,只有「紅」,沒有「線」。誰還相信共產黨有所謂「紅線」的,真是笨蛋。

話說回頭,這群大學校長為甚麼不把自己的名字寫進聯署聲明當中,而只寫上「某某大學校長」而已?真是敢做不敢當!我相信他朝一旦中共垮台,這紙聲明將會成為如同當年納粹德國倒台後盤點幫兇、轉型正義的鐵證。這些人的子孫及香港下一代必定恥與之為伍。我現在就把這群大學校長的名字公佈出來,猶如刻上了他們姓名的恥辱柱: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樹仁大學校長胡鴻烈、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不論這群人有無學術、教學、籌款、行政成就,在中共暴政面前,全都變成卑賤的傀儡、幫兇、奴才、僕役、打手!

這群校長不但毫無道德,而且毫無常識。好一句「濫用言論自由」,這群大學校長懂得甚麼才是「言論自由」嗎?如果真的認為學生「濫用言論自由」,你們為甚麼不報警、不起訴?有些人不支持港獨,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怕得屁滾尿流;有些人支持港獨,但認為只要不煽動暴力,沒有造成明顯而即時的暴力風險,更沒有構成誹謗,那就根本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可言,而這也是言論自由的界線。其實,兩者本應各有言論空間和表見自由。如果一群校長因為不喜歡或者不同意學生在民主牆上發表的言論,就稱之為「濫用」,難道我們也可以說「你們這群校長發表聯署聲明就是濫用言論自由」嗎?至少我不會這樣想。綜觀全局,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指示和政治需要,有人怕得屁滾尿流,有人笑得逢迎諂媚,搬出一套顧全大局的自欺欺人說詞,然後嫁禍學生,扼殺言論自由,極盡傷天害理。這些人不自覺卑賤嗎?

請問這群大學校長:(一)如果有人掛上「社會主義好」、「同性婚姻好」橫額,你們會否說這是違反《基本法》而濫用言論自由?(二)如果有人掛上「法辦劉霞」、「法辦王全璋」、「法辦郭文貴」橫額,你們會否認定這是濫用言論自由,進而要求拆除?如果幾天後突然變成「法辦習近平」、「法辦王岐山」、「法辦沈祖堯」,又怎樣呢?(三)如果有人掛上「香港未獨立」橫額,又是否濫用言論自由?(四)如果有人掛上「我要真普選、命運要自決、共產黨滾出香港」橫額,又是否濫用言論自由?既然上述內容統統都沒有違法,那麼何謂「濫用」,是否全由你們這群校長說了算?抑或乾脆由中共獨裁者說了算?由此可見,這從來不是「濫用自由」的問題,而是「濫用權力」的問題。

疑似地下黨員兼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還有一番驚世謬論:不要讓政治爭議進入校園!他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校方反對港獨,不希望校園成為不同政治力量宣傳或動員的場所,會令師生不能再有平靜環境探求學問云云。請問沈祖堯:閣下知道「個人忠實表達自己政見」與「不同政治力量宣傳或動員」的分別嗎?擺明現實就是前者,為何偏偏要扭曲成後者?最令師生「有平靜環境探求學問」的方法,不正是拆除整幅民主牆、一旦講話就開除學籍嗎?平靜得萬籟無聲!沈祖堯,你為甚麼不乾脆這樣做?只容許留下閣下愛看的言論?抑或只容許留下共產黨愛看的言論?這種心態本身不正是把政治帶進校園嗎?

沈祖堯意猶未盡,續指「有學生以侮辱性言論傷害其他人、挑起仇恨」,他代表中文大學向全體被冒犯的人致以深切歉意。他還表示有關學生的操守和行為將會按照學校既定程序,交由書院調查和處理。很顯然,他這番話是衝著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而來,因為周竪峰早前以「支那人滾回支那」在校內當面斥罵及阻止那些企圖張貼新標語以遮蓋港獨標語的陸生。

其實,這位「道歉校長」必須告訴大家為何並非一視同仁:白衣女陸生強行撕走民主牆標語,違反民主牆使用守則,你為何不代表中大道歉?中共外圍組織「珍惜群組」十多人自稱以「家長」身分到中大民主牆抗議,蓄意跟學生對罵,挑起仇恨,侮辱學生是「讀屎片」、「癲狗」、「浪費納稅人金錢」,沈袓堯無力阻止事件,你為何不代表中大道歉?中大校友吳克儉狂言一眾學生自殺只因不懂生涯規劃,你為何不代表中大道歉?中大校友陳茂波涉嫌醉駕及囤地,你為何不代表中大道歉?需知道大學校長與大學生的關係,不是主人與狗的關係。學生是成年人,沈祖堯也是成年人,校長有保護學生之責,但沒有為學生或校友的行為負責或干預之理。面慈心黑,蹧踐生命,根本沒有資格擔任校長。沈祖堯還口口聲聲「尊重他人,以理性、包容的態度,冷靜討論」,那麼他對於真誠支持港獨的學生,能尊重及包容他們嗎?能跟他們冷靜理性討論港獨議題嗎?

當然,一群卑賤的校長又豈止一個沈祖堯!嶺南大學民主牆上一度出現「你不主張香港獨立,也應捍衛言論自由,縱然立場不同,但應互相尊重」標語,內容有理有節,竟遭一名不明男子撕走,然後學生會報警處理。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冷漠對待,只表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不贊同鼓吹港獨的言行。這又是甚麼歪理?那句標語講的是互相尊重,絕非提倡港獨,這樣就被撕走,校長竟可冷漠對待?更嚴重的是,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講的是哪個國哪部法的哪條條文?為何不報警?所謂家,難道我們都姓了鄭?黑社會才講「幫有幫規」,鄭國漢不如乾脆改稱嶺南大學為「嶺南幫」,或許比較名副其實。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等理念,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他指出大學教育常有兩大弊端:一曰極端國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遷就於政府的主義,「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二曰極端實利教育,把大學作為一個職業訓練所(按:現在更是期刊論文生產線),學生變成生產流水線上一個馴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續生產而永不發問,配合永續消費而永不要求答案。此番真知焯見,放眼香港本地大專院校,真是鞭闢入裏,令人拍案叫絕。

愛因斯坦也曾表示:「學校最壞是以恐懼、強制、權威,令學生千依百順。」「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語言和文字表達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可能抱持的任何信念。」「任何一個有智力的笨蛋都可以把事情搞得更大、更複雜、更激烈,但是往相反方向前進則需要天分,以及很大的勇氣。」「法律本身不能保證表見自由;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所有人都有著一顆寬容的心。」

芝加哥大學校長齊默(Robert Zimmer)教授去年寫了一封信給2020年級新生:「大學不應是舒適的避風港,應是不同思想碰撞淬煉的熔爐。個人僅因其觀點與主流價值觀不同而被要求道歉,現在竟然被大學管理者所認可。當學生們不能在校園裏遇見、思考、辯論不同的思想觀念,大學教育的價值還剩多少?大學傳授智力技能的過程,可以歸結為一詞:質疑(questioning)。」凡此識者之言,真是入木三分。一眾卑賤的大學校長,跟人類文明相差十萬八千里!

香港大專院校的墮落,從來不在於學生,而是在於一群不學無術的當權者,以及逢迎暴政、附和暴政、冷待爭議的香港大專院校師生。我永遠無法叫醒裝睡的人,只想告訴大家那些人正在裝睡,終日匍匐在皇帝權仗之下含啜流涎,時而義憤填膺,時而欺世盜名。哭有時,怒有時,得意有時,審判有時。

白衣女陸生強行撕走民主牆標語,蓄意跟學生對罵,挑起仇恨,蔡X蓮洗人地仔女個腦,也是挑起仇恨,但那些平時「普世大愛」的泛民左膠,很多竟然都去譴責學生,終於露出醜陋的面目。

Monday, 11 September 2017

Dialogue - Chinese style


不肯溝通的,從來都只是當權者

鍾劍華網誌  2017-09-11

中共一向以來所謂的「溝通」,就是你先要接受他的觀點,否則便不算是「溝通」,便是沒有誠意。不能繼續溝通,也是你的錯。「溝通的大門是經常都打開的」,只不過沒有人知道那道門在哪裏。 其實門匙就在你們這些想溝通的人自己身上,門匙就是你先要接受當權者的觀點。 只要放棄要有真正溝通的幻想,不是說了嗎?「溝通的大門是經常都打開的」。

在香港的政制問題上,從來不願意溝通的,就是中共,就是那些既得利益階層、工商界、建制派。只要你們願意接受,「基本法承諾了」的「普選」不再是溝通的基礎及起點,那「溝通的大門是經常都打開的」。 還說得不夠明白嗎?

所謂「溝通」,你起碼要接受當權者已經設定的前題及框框。但一旦接受了這些前題及框框,所有的所謂「溝通」,都只是達到當權者早已設定了的結果。

還記得八九民運事件那個時候,李鵬與學生領袖會面的情況嗎?那就是「大家長所理解的溝通」, 與「年輕人妄想中的溝通」的一次最經典的對弈。結果不是已經清清楚楚了嗎?

今天,香港政府的官員也習染了這種共產黨的官僚習氣,香港回歸已經20年了啊。願意「賞賜」你一個溝通的機會,你們還不識趣? 「溝通」的過程,最多就只是各說各話,很多時甚至只會流為長官意志的頒布。

2014 那個政改討論,從一開始就知道根本不是要與市民「溝通」。 那些會面,都只是各說各話。就算你願意明知不會有結果也要去講,但講完也只會讓你確證,你講不講也不會有分別。

如此下來,「溝通」只變成為禮儀,「溝通」只是幌子。有時,「溝通」只是整個「招安」機制的一部份。有人會因為政府賜予參與溝通的機會而沾沾自喜,在外邊講人話,入到「溝通」場合便講鬼話,「溝通」完出來便把鬼話當人話講。

識時務的便繼續會有這樣的「溝通」機會,不識時務的便是因為你「不願意溝通」,沒有溝通的誠意,以後冇你份。

對於很多人來說,政府的所謂「溝通」如果冇預佢一份,會被視為無面,覺得自己不重要,甚至是一個很大的懲罰,會引致嚴重的焦慮與不安。如此這般,溝通也變成一種政治酬庸的機制。 政府俾面,自然要識做,自己有份溝通,也自覺比冇份溝通的睇得更全面,大條道理成為政府的幫腔。

所謂「青年人不願意溝通」,大部份情況都只是因為他們未受到政治機心的污染,也因為他們夠膽唔畀面,要說穿皇帝身上沒有新衣。作為皇帝,作為家長,豈能讓這些小輩弄得自己面目無光,豈能容忍這些初生之犢如此放肆。 當權者只會認為,「我自己當年都後生過激情過」,當年「我是如何如何」,今天「你們只是這樣那樣」,如果溝通也要和你們對等,我這個食鹽多過你食米的、今天上了位的、當了權的,那塊面要放到那裏?

在專政封建的傳統之下,大人跟青年人是很難有對等的溝通的。 特別是當了權的「大人」「官大人」,就更加不願意讓臣民可能有真正溝通的機會。

只不過是香港人被殖民地統治那種「西方文明的官民溝通方式」欺騙了蒙蔽了誤導了,讓你們對「溝通」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因此,今天如此這般的所謂「溝通」,才算是撥亂反正,才算是符合「中國的國情」。 香港人要拋開幻想,才能成就一國兩制。

只能說,過去一段時間,所謂「溝通」這個觀念的轉變,說明了這個社會在政治上的墮落。 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社會「永恆的返祖」。

Monday, 4 September 2017

China is a Paper Tiger

中共是怎樣「教訓」印度的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7-09-05

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軍隊佔領中國西陲洞朗區七十三天之後,終於撤退,其間中共戰機、坦克車等源源開赴洞朗一帶,共軍演習頻繁,中共建軍九十周年成就展覽會還擺出多款新武器,一副拔刃張弩模樣。有駐北京外交官說:「我們對洞朗形勢非常憂慮。」那是杞人之憂。

去年七月,海牙仲裁法院判定南海非中共所有,海外新聞界「引述北京軍方消息」,說習近平將不惜一戰,爭奪南海。我當時撰文指出:「北京軍方虛張聲勢,何必當真。二○一四年,中共、印度邊境兩軍對壘,有朋友來函相問,我就叫他放心,斷言中共不可能訴諸武力。」共軍向來只負責鎮壓中國人,怎會對付外國侵略。

當然,中共這一次對付印度,手段之強硬,的確有出我意料者。例如八月十五日清晨,共軍深入敵陣,向印軍擲石頭,印軍猝不及備,只得撿石頭還擊,一時石去如流星,石還似急雪,打了將近三十分鐘,共軍雖然撤退,却寫下了他們捍衞國土最勇敢的一頁。

此外,中共新華社義不後人,製作諧劇,劇中丑角扮演印度錫克族人,極盡自嘲能事,網上播出之後,天下無不歎為觀止。《印度斯坦時報》的評論道出了世人感想:「影片種族歧視色彩甚濃,品味低級。」

同時,中共還不斷疾言厲色警告印度。駐孟買前總領事劉友法說:「撤退、就擒、受死三者,如何選擇,唯印軍裁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解放軍固然自我克制,但克制有時而盡。」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更說:「印度政府切勿心存僥幸。撼山易,撼解放軍難也。」從前,金人聞岳飛而色變,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是敵人的評語,不是岳家軍自我吹噓。而岳家軍也從來不向敵人擲石頭,更不會演鬧劇助軍威。

印度現在退出洞朗,中共表面上「衞土」成功。但印度退軍條件,是中共不得復在洞朗築路,威脅不丹。印度新德里國防與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辛柏山說得很清楚:「中國一旦再在洞朗修築道路,印度可再次出兵,維護不丹主權。」中共連在國內築路的主權都不能捍衞,還說甚麼衞土成功,還何必打腫臉充胖子,說「築不築路,要考慮天氣等多方面因素」。中共外交部長王毅一副勝利口吻說:「希望印度從洞朗事件之中得到教訓。」這話真虧他說得出口。

南宋理宗開慶元年,忽必烈率蒙古大軍圍鄂州,理宗命賈似道領兵援鄂。賈似道怯戰,秘密遣人乞和,答應向蒙古「稱臣,輸歲幣」。忽必烈剛剛接到蒙古大汗蒙哥死訊,為爭大位,乘機退兵,賈似道竟然「上表以肅清聞(上奏說已肅清敵軍)」,還教人「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宋史》卷四七四)。中共這次跟印度秘密媾和,與其說好比岳家軍,不如說有如賈似道。習近平只是未有《福華編》而已。


Thursday, 31 August 2017

Political Persecution in Hong Kong

話我藐視法庭我都係咁講|鍾劍華網誌
2017-8-29

對於律政署對年輕示威人士的刑期覆核及法庭的裁決,過去個把星期講了很多,本來以為自己想說的都已經說透了。但事實上仍然感到很不痛快。對司法獨立的憂慮,也沒有因為近期那些法律界中人出來為政府及法庭說項而減輕。我反為越來越擔心,有很多人可能出於良好的意願,為了保住法庭的尊嚴,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受到更大的質疑,因而把事件的一些焦點問題轉移掉。

我反為覺得,需要讓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明白,為什麼對法院這一次的裁決感到憂慮。如果法院有一些地方確實難以令人滿意,迴避指出這些可能出現的偏差,只會讓那些可能是偏差了的,慢慢變成了正常。如果人人都是這樣的心態來面對這件事,我們這個社會及大家所珍惜的司法獨立,都只會變成泡在慢火上那一鍋溫水𥚃,以為自己還是在逍遙暢泳的田雞。

第一,有甚麼理由將所謂「暴力」無限延伸,把一些未曾發生的,根本可能不會發生的事,當作必然會發生,或視作甚有可能會發生,然後就說必然會產生嚴重的暴力事件,然後就把未曾發生的傷人事件都算在被告人頭上,作為判刑的依據?我的背囊經常有一把 Victorinox 迷你軍刀作工具用,是不是代表我隨時會俾人拉?

第二,如果「奪」字代表暴力,希望法庭講清楚,還有沒有其字可能會代表暴力?一般說法是中文常用字有3000個,其中跟「奪」字有類似性質的着實不少。「抗」字算唔算?「爭」戰算唔算?「取」字算唔算?任由法官自行主觀作裁決,跟文字獄有甚麼分別?最好由法庭出一份「暴力詞彙」讓各界參詳一下。這樣的邏輯,法律便是向所有人都大有針對性的暴力了!

第三,這一點我都講過,同一個法庭,同一個法官,憑什麼準則可以得出以下這樣明顕前後標準不一的結論。

對於七警一案,法庭就說是判刑過重,讓他們保釋等待刑期上訴。不要忘記,七名警員是把一個失去反抗能力的被捕人士「𢯊埋一角」,「拳打腳踢」,「痛毆一頓」達「三分多鐘」,這是清楚不過的「濫用職權」,「濫用私刑」,「濫用社會賦予警員的公權力」,兼且帶有「明顕而且嚴重」的「暴力傷人意圖」,亦是有十分清楚「暴力指向性」的行為。而且,那七人在應訊期間,還可以繼續出糧,已經𢭃了納稅人 7,000,000元。更重要的,是七名警員完全沒有悔意,也沒有向被他們打的對象作出半句道歉。

另一方面,那十幾名分別衝擊立法會及佔領公民廣場的示威者,他們就算「有肢體動作」,也「不是以傷人為目的」,他們的行為「沒有可以被認定的暴力指向性」,他們被拘捕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作出暴力反抗」,而且他們對在過程中受傷的護衛「作出了道歉」。為何法庭可以把他們的暴力行為無限上綱?他們的所謂暴力行為,有那一處比七警的暴力行為更嚴重?

只要簡單作個比較,這明顯是雙重標準得十分離譜。

第四,我也希望法庭解釋清楚,究竟「刑期覆核」與「重審」還有沒有分別?我同意張達明所說,如果只是「刑期覆核」,看不出有甚麼理由高等法院可以隨意把原審法庭的事實裁決重新演繹一次,而且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高等法院固然是上級法院,但是否就有權隨意破壞司法秩序。

很多人在評論的時候,對法庭及有關法官都十分客氣。這點我可以理解。作為司法界及法律界的人士,他們很可能不希望法院再受到挑戰,希望能夠保住法院的尊嚴和權威,也可能是擔心如果連法院的權威及司法的尊嚴也保不住,香港的司法獨立便會進一步受到危害。這一個出發點良苦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始終認為,如果法庭明顯有這樣嚴重的雙重標準,不應該簡單地以一句「有點情緒化」來開脫。兩個律師公會的聲明和主席的發言、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及譚允芝撐法庭的言論、甚至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南華早報專訪中的發言,都沒有充分就上述幾點作出過或提供到任何合理的解釋。李國能也只是說看不到法庭有作出「政治裁決」,但就迴避了說律政司有沒有作「政治檢控」。他選擇作這樣的表述,其潛台詞其實也是呼之欲出的。

出現這樣的結局,一批對香港有擔當,願意挺身而出為香港爭取一個更合理制度的年輕人被判坐牢,實在令人難過。但如果檢控的過程及司法的裁決是公平的、公道的、有難以駁倒的理據的、也是一貫如此的,可能也能夠令人無話可說。但如果明顯是律政司長作為一個政治問責官員,凌駕在律政署作刑事檢控專業判斷的刑事檢控專員,然後作出了覆核刑期的決定,政治檢控的嫌疑便難以洗脫了。

而且,越來越多涉及佔中的、被遺忘了的案例被挖出來,有刻意駕駛房車衝向人群都只是罰款了事,動粗毆打示威者竟然被法庭讚揚是關心社會。律政署對這些卻從來沒有作過刑期覆核。這樣的雙重標準是什麼居心?政府還有什麼理據去證明自己不是對年輕人作政治檢控?這樣的政治檢控就無異於是把法庭拉落水,要法庭變成政府的從犯,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陷司法機構於不義,甚至是犧牲香港的司法獨立。

對於法院,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接受在判斷上及裁決上這樣的雙重標準。當這麼嚴重和明顯的雙重標準出現,我實在既憤怒,又憂慮。我對這樣的雙重標準「十分反感」,看不到有什麼理由還再要廻避批評法庭。我不能接受那一些看似專業,但實際上是「以不愠不火來包裝的不痛不癢及小駡大幫忙」。就算說我藐視法庭我都會這樣說。